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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船精神”的浙江實踐對山西的啟示

2019年07月22日 18:25:54
來源: 《前進》 作者: 張婧雅

  浙江嘉興,南湖紅船,是具有重要標志意義的中國革命原點,在近百年后的浙江大地上依然閃耀著指引未來的光芒。紅船劈波前行,精神凝聚人心。紅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時代高度,是發展方向,是奮進明燈。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各省市的發展中,浙江的發展成就和發展方式極富特色。在人多地少、資源貧乏、交通落后、基礎薄弱的條件下,浙江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各項經濟指標躍居全國前列,迅速從資源小省崛起為經濟大省、文化大省,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快、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浙江能取得這樣的成就,從精神層面來看,在很大程度上與“紅船精神”的指引密不可分,她激勵著浙江人大膽創新、艱苦創業。探討“紅船精神”的浙江實踐,是解開浙江成功密碼的有效途徑;探索和提煉浙江發展中帶有普遍意義的做法和經驗,對山西這樣的欠發達省份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浙江與山西資源稟賦比較

  浙江是典型的陸域資源小省,地處東南沿海,陸地面積10.18萬平方公里,為全國的1.06%。其中,山地和丘陵占70.4%,平原和盆地占23.2%,河流和湖泊占6.4%,耕地面積僅208萬公頃,故有“七山一水兩分田”之說。改革開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0.68畝,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6,農作物產出僅夠果腹。自然資源貧乏,缺鐵、缺煤、缺油、缺大宗原材料,一次能源自給率只有5%,人均資源擁有量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國倒數第3位。礦產資源尤其有限,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45種礦產工業儲量潛在價值看,浙江僅為55.7億元,人均128元,占全國的比重僅為0.09%。由于地處沿海前線、人多地少、資源稀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在浙江的投資很少,1952年至1978年,人均投資僅410元,居全國倒數第一。改革開放前,浙江經濟年平均增長幅度一直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山西總面積15.63萬平方公里,占全國面積的1.63%。其中,山地、丘陵占80%,平川河谷占20%。山西礦產、生物、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豐富,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素有“煤鐵之鄉”之稱。煤炭是山西最大的資源優勢,探明儲量2238.7億噸,占全國已探明儲量的1/3,居全國之首,且品種齊全、分布廣泛、質量上乘。1949年,山西煤炭產量為267萬噸。改革開放前30年,煤炭工業經過大規模建設,煤炭產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1949年到1978年共生產原煤119890萬噸。1979年,煤炭產量突破億噸大關,達到10893萬噸,晉煤年外調量達到7000多萬噸。

  二、改革開放40年浙江與山西發展比較

  (一)總體經濟實力比較

  盡管浙江與山西資源稟賦相差較大,但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兩省經濟實力不相上下。1978年,浙江GDP居全國第12位,山西緊隨其后,居第15位。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實力快速提升,40年來經濟總量增長417倍,GDP從1978年的124億元躍升至1991年的1000億元,1998年突破5000億元,2004年突破1萬億元,成為繼廣東、江蘇、山東之后全國第4個經濟總量突破萬億元的省份。2018年,浙江人均GDP達9.9萬元,全省GDP達56197億,穩居全國第4位,超過居世界第18位的沙特阿拉伯,接近居世界第17位的荷蘭。

  改革開放后,山西經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40年來經濟總量增長191倍。但與浙江相比,還有不小差距。1978年,山西GDP為88億元,與浙江僅相差36億元。1990年GDP升至429.3億元,2000年達1845.7億元。到2011年,GDP總量突破萬億元,比浙江整整晚了7年。2018年,山西人均GDP僅4.5萬元,全省GDP為16818億元,不到浙江的1/3,居全國第22位,與居世界第47位的越南相當。

  (二)民營經濟發展比較

  作為中國革命紅船的起航地,浙江40年來勇立潮頭、改革創新。從改革開放初期無數個“第一”(第一個個體工商戶、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第一個商品交易市場、中國第一家私營企業、第一個專業市場、第一個農民城等)到眾多的國家級試驗示范區;從“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資源小省到成功舉辦過G20杭州峰會、烏鎮峰會的中國經濟最活躍省份之一;從“雞毛換糖”到鄉鎮企業集群、數字經濟、“互聯網+”,浙江人以前所未有的膽識、魄力和智慧,創造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又一個商業奇跡。浙商中有對世界喊出“芝麻開門”的馬云,有通過“小魚吃大魚”創辦娃哈哈的宗慶后,有從放牛娃變成“汽車大王”的李書福,有帶領橫店老百姓走出一條富裕之路的徐文榮,有從修鞋匠到電器巨頭的南存輝,還有在服裝領域創出一片天地的雅戈爾總裁李成如……

  2018年,浙江民營企業在省內經濟總量的比重達65%,貢獻了54%的稅收和80%的就業崗位。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上榜人數及財富總額、人均市場主體擁有量、私營企業占企業總數的比重等重要指標均居全國首位。全國工商聯發布的“中國民企五百強榜單”,浙江一騎絕塵,上榜企業數連續20年奪冠。2018年上榜企業營收總和為3.65萬億元,占全國收入總和的15%。

  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山西出現一批發展較好的民營企業。太原清徐縣趙家堡暖氣片廠是當時全國最大的暖氣片生產基地,被業內尊為“中國暖氣片大王”。1990年1月,江澤民同志親臨該廠視察,勉勵該廠再接再厲,取得新的成就。1993年,在全國500強鄉鎮企業評比中,趙家堡暖氣片廠排名第9位,產值達到5.25億元。聞喜海鑫鋼鐵公司是上世紀90年代山西最大的鄉鎮企業和第四大鋼鐵基地,形成“千畝鋼城、萬人企業、十億產值、億元利稅”的生產規模。朔州市山陰縣古城乳業集團有限公司的主要產品“古城”牌奶粉成為當時全國奶粉業十大名牌之一,在奶粉企業中占據一席之地。陽泉蔭營耐火材料集團、太谷胡村瑪鋼集團、介休安泰焦化集團成為全國同類產品中最大或最主要的生產廠家。2004年,山西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到全省GDP的半壁江山,2013年升至55.4%。2017年,民營經濟貢獻了57.9%的稅收,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為推動山西轉型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但從總體數據來看,跨入新世紀這些年,山西民營經濟增加值總量占全省GDP的比重一直在50%附近徘徊,沒有更大的突破。而全國民營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18年已超過了60%,山西民營經濟的發展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速度還有待提高。

  山西85%以上民營經濟集中在資源型領域,民企整體呈現“少、小、單一、弱、低、慢”的特點。從企業發展規模上看,山西民營企業缺乏領軍型企業,整體規模偏小。從2018年發布的山西民營企業百強榜單來看,入選標準僅為營業收入7億元(全國民營企業500強門檻為156.8億元)。2018年,全省只有5家民營企業入圍“中國民企五百強榜單”,潞寶集團銷售收入197.25億,排名387位;美錦能源集團銷售收入192.57億元,排名第396位;大運九州集團銷售收入189.46億元,排名第401位;通才工貿有限公司銷售收入170.15億元,排名第455位;立恒鋼鐵集團收入166.1億元,排名第466位。這5家的排名均相對靠后,和全國500強平均水平(戶均489.59億元)相比有較大差距。從產業結構方面看,山西民營經濟產業結構存在傳統化、低端化、資源化的問題。民營經濟主要集中于煤炭、焦炭(化)、鋼鐵、冶金、建材等傳統產業,同質化、低端化問題嚴重,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四新”經濟發展嚴重滯后,處于產業鏈的前端和價值鏈的低端,高精尖產品偏少,發展潛力不足。

  (三)居民收入比較

  在過去40年全國各項經濟數據的排行榜上,浙江有一項數據最為亮眼,就是百姓收入。以2018年為例,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45840元,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國第三。其中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為5557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7302元,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遙遙領先于各省區。廣東、江蘇、山東等GDP大省都難以望其項背。自1985年始,浙江農民人均收入已連續33年居全國各省區第一位。這一巨變背后更多的事實是:1997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縣;2002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消滅貧困鄉鎮;200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批取消農業稅;2015年,浙江在全國第一個實現絕對貧困人口全面脫貧;浙江農村社會保障覆蓋率高居全國之首。2018年度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各省(市、自治區)中城鄉差距最小的是浙江,城鄉收入比僅為2.036。

  相比之下,2018年山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國排名第23位,在中部六省中增速最低。山西居民可支配收入為21990元,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8008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1035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750元,城鄉收入比為2.64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截至2018年,山西仍有17個貧困縣未摘帽,最后800個左右的貧困村退出、22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脫貧任務需在2019年完成。此外,山西教育、醫療發展地區間不平衡,生態破壞,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問題仍舊突出。

  以上三個方面足以說明,山西與浙江的明顯差距。其原因何在?關鍵在于發展理念。

  歷史上,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得浙江人不得不跋山涉水,行至四海去謀生。明清時期,浙江寧波幫、龍游幫等商會成為個中翹楚、影響廣泛。18世紀,浙商影響了中國工商業、金融業現代化進程。相比之下,山西在農業社會時期,礦產資源不能得到工業化大規模開發,并不具備資源優勢。“無平地沃土之遙,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鄉民唯以墾種上領下阪,汗牛痛仆,仰天續命。”這種地理情況上的先天不足,迫使很多山西人走西口去創業,于是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稱雄500年的晉商。

  改革開放后,在資源短缺的不利條件下,浙江憑借“敢為天下先”的前瞻性思維模式,遍地開花出許多“零資源經濟”,打造了精彩的浙江樣本。浙商成為在商海中取勝的當代中國第一大創富團體。地處水鄉平原的嘉善縣不產木材,平地而起的數百家膠合板企業的年產量占全國市場的1/3,一個只有30多萬人口的江南小縣的生產能力,超過了世界膠合板傳統強國馬來西亞。海寧市本地不產出一張毛皮,卻崛起了全國最大的皮革市場,年產皮衣上千萬件。浙江最南端的蒼南縣與人參鹿茸毫不搭界,其靈溪鎮竟一度成為中國南方最負盛名的參茸集散中心。浙江500多個傲視全國的區域特色產業集群中,至少80%完全沒有當地資源的依托,創造了徹頭徹尾的“無中生有”奇跡。

  進入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礦產資源得以大規模開采利用,山西發展因煤而興,也因煤而困。改革開放后,經濟的快速發展引發中國對煤炭需求量劇增。1980年,國家支持山西建設能源基地,重金支持煤炭產業。1983年又放寬了對煤炭行業的管理政策,鼓勵群眾集資辦礦。此后,私人煤礦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煤—焦—鐵—化等層次豐富的產業鏈。2000年左右,中國經濟進入繁榮周期,煤炭需求狂漲,煤價攀升,山西迎來煤炭飛速發展的10年。在“一煤獨大”的產業結構下,民營經濟發展不足,中小企業戶數占全國中小企業總數的比重不到1%,每萬人擁有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戶數僅相當于全國水平的81.8%和64.4%,而僅有的民營經濟成分也結構失衡。資產在10億元以上的民營企業80%以上是涉煤企業,大多數處于產業鏈末端。

  這10年,山西也曾試圖發展“非煤產業”、進行國企改革、招商引資、推進煤炭企業產權、股權的多元化。但資本對于利潤的追逐是狂熱的,暴利的煤炭行業吸引著人力和資源,改革未能取得如期效果。隨著能源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傳統意義上煤炭對山西經濟的貢獻已接近峰值,2012年,煤市遭遇“寒冬”,煤價持續下跌,煤企生產經營困難。同時,山西開始面臨資源枯竭、市場化程度低等多種問題,轉型發展已是山西的不二選擇。

  三、“紅船精神”的浙江實踐對山西改革創新的啟示

  浙江本是一個無資源優勢、無國家扶持、無政策優惠的“三無”省份,并不具備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條件,理論上很難實現彎道超車,然而卻憑借制度創新的勇氣,克服種種不利條件,迅速崛起為經濟強省。山西雖然擁有得天獨厚的豐富自然資源,但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經濟卻處于一種與其資源稟賦極不相稱的欠發達狀態。深入研究浙江發展的經驗,對山西深化改革、開創發展新路具有重要啟示。

  (一)不懈奮斗、無私奉獻為改革創新提供精神支撐

  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是“紅船精神”的支柱,是勝利之本,充分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事業高度自信、孜孜以求的價值信念;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是紅船精神的本質,是政德之基,充分體現了黨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幸福的價值取向和根本宗旨。奮斗精神、奉獻精神蘊含的價值信念引領浙江闖關奪隘、實現美好愿景。

  在奮斗精神、奉獻精神的發揚上,山西在很長時間可以比肩浙江。山西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是革命老區,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山西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出了包括太行精神、呂梁精神、右玉精神在內的寶貴精神財富。這些精神是“紅船精神”在山西的繼承和發展,特別是“右玉精神”,它所蘊含的拼搏精神、奉獻精神、實干精神歷久彌新,是建設山西的強大動力。然而,在山西建設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示范區、打造能源革命排頭兵、構建內陸地區對外開放新高地的關鍵時期,一些干部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的能力不足,有些改革舉措落實不到位,少數干部出現懶政、怠政行為。

  在新時代發揚奮斗精神、奉獻精神,山西廣大干部必須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懈苦干;要克服強調客觀、畏難發愁的情緒,勇于擔當、自加壓力;要樹立憂患意識,摒棄小進即滿、小富即安的觀念;要奮力搶抓機遇,搶占先機;要把立足當前和著眼長遠結合起來,克服好高騖遠、急功近利的做法,扎實邁出適應新時代節拍的鏗鏘步伐。同時要在體制機制上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的熱情,激勵更多干部擔當作為,激活改革創新的一池春水,匯聚共同前行的強大力量。讓干部奮斗有動力,為干部擔當添助力,促干部進步增引力,讓一大批忠誠干凈擔當的好干部脫穎而出、堅毅篤行,才能激發筑夢的強大動力,實現更加美好的藍圖。

  (二)敢闖敢干、敢為人先為改革創新提供重要推力

  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是“紅船精神”的靈魂,是動力之源,充分體現了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追求人類進步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浙江40年改革開放歷程,得益于把頂層設計與尊重群眾首創精神相結合,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形成了政府發動與群眾首創之間的良性互動,走出了一條放手發動群眾、民間活力迸發、政府與群眾相得益彰的改革之路。在新時代,為在新的實踐中繼承和發揚“紅船精神”,浙江順應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科技革命發展趨勢,進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廣城市大腦,打造“云上浙江,數據強省”,著力打造全國信息經濟新高地。把數字經濟作為“一號經濟”來抓,深化數字浙江建設,為浙江打造“數據化”驅動信息經濟的升級版,為全面建設數字強省指明方向。這些做法,都是“紅船精神”的重要內涵——首創精神的生動實踐。這些生動實踐昭示:只有堅持用時代發展要求審視自己,以改革創新發展理念,才能時刻保持蓬勃的生機和無限的創造活力。

  創新是改革開放的生命,缺乏創新精神是阻礙山西發展的最大痛點。創新精神不足導致山西存在因循守舊、得過且過、隨遇而安的思想,造成了山西經濟當下艱難的處境。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指出,“山西經濟的資源性特征和長期粗放增長,對全社會尤其是領導干部的市場意識和創新精神產生了很大的‘擠出效應’”。近年來,山西大力實施“創新驅動、轉型升級”戰略,全省轉型發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企業的總體創新活力仍顯不足,創新成本過高、人才短缺流失等影響企業創新意愿。山西雙創基地為數不少,但活躍度不高,孵化出的項目缺乏精品。與此同時,創新活動主要局限于少數企業,不同類型企業的創新表現存在較大反差,企業對創新的認同度仍有待提高;企業存在保護知識產權的能力不足、創新的開放與合作程度不高等多重短板。

  在全國改革開放再出發、高質量發展步伐加快的大背景下,為了在“兩轉”基礎上全面拓展新局面,2019年開春,山西用近三個月時間,在全社會開展以“改革創新、奮發有為”為主題的大討論。這是山西省委對全省干部群眾吹響的集結號,也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為深化改革吹響的沖鋒號,展現了刀刃向內,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改革創新,如中流擊水,不進則退;奮發有為,必須不竭進取,方可勇立潮頭。這場大討論,就是要引導全體黨員干部群眾高舉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旗幟,以積極向上的干勁、敢闖敢試的拼勁、不懈追求的韌勁,強力促改,主動求新,深入謀轉,勇于任事,進一步打造山西的新優勢新動力新形象。大討論是一次關于內心的持續革命,就是要從破除僵化保守、因循守舊、封閉狹隘、資源依賴、隨遇而安、慵懶散漫的思想觀念及行為習慣入手,解決改革意識不強、創新精神不足、擴大開放不夠、市場理念不濃、工作標桿不高、作風不實等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山西要深入挖掘“紅船精神”與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契合點,創造性地加以運用,破除資源依賴的觀念,走好轉型發展之路,奏響不同凡響的時代樂章,不斷建設有山西特色的創新體系,為開拓轉型綜改新局面、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山西篇章而不懈奮斗!

  〔作者單位: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標簽 - 嘉興紅船,民營經濟,資源
網站編輯 - 張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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