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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與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戰略性決策

——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8周年之際

2019年07月22日 18:25:54
來源: 《前進》 作者: 馮林平

  2019年5月29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8周年前夕,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在山西開展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作出了在山西開展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的重大戰略性決策部署。山西由此而成為在全國第一個開展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省份。黨中央作出此項重大戰略性決策,是對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和改革發展的新的關注和支持,也開啟了全國能源革命的新征程。山西必須也必將在全國能源革命進程中當好排頭兵,在推進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好示范作用,作出貢獻。

  事實上,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近百年奮斗歷程中,山西始終是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地區之一,黨的許多關系革命、建設和改革大局的重大戰略性決策與山西相關聯。黨的這些重大戰略性決策不僅影響山西,而且也影響全局。山西由此而成為影響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重要地區,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回顧總結近百年山西與黨的重大戰略性決策的歷史,對于深化對山西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進程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對于山西增強歷史自信,秉承優良傳統,凝聚力量,擔當大任,改革開放再出發,推進實施黨和國家決策部署的山西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試驗區建設的重大戰略,在新時代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的大局中發揮山西作用,彰顯山西的使命擔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在這28年時間里,黨領導人民探索和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黨探索和實踐這條道路,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戰爭前期,而黨拓展和實踐這條道路,則主要集中在這之后。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經濟政治社會環境,山西在黨拓展和實踐中國革命道路的進程中發揮了重要戰略區的作用。作為重要戰略區,山西對黨在這一時期作出三方面有關拓展革命道路選擇的重大戰略性決策,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紅軍東征山西和在山西建立特殊形式抗日統一戰線的決策。1935年10月,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和二萬五千里長征,抵達與山西只有黃河一河之隔的陜北。當時,陜北雖是陜甘蘇區紅軍的根據地,但自然條件較差、物資匱乏,根本無力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也無力解決紅軍隊伍的兵員補充和軍需供給,這使得根據地的鞏固和紅軍的發展成為黨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與此同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策劃“華北事變”,叫囂“華北獨立”,企圖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而黃河對岸的山西,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黨的組織,1931年還曾組織創建過晉西游擊隊和紅24軍兩支紅軍隊伍,革命基礎較好,同時經濟條件也遠較西北各省優裕。為鞏固和擴大陜甘根據地,并以實際行動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黨中央在駐地陜西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的名義渡河東征,首先向山西、綏遠進軍,并逐步向接近抗日的前線發展,與日軍作戰。1936年2月中旬,毛澤東、彭德懷率紅軍主力由陜北渡過黃河,進入山西,發起東征戰役。后根據形勢的變化,東征紅軍于5月初西渡黃河返回陜北,并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指出:“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本當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利于迅速進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后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我們愿意在一個月內與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紅軍東征山西,不僅取得了壯大紅軍力量和在山西廣播革命火種的巨大戰果,而且回師《通電》表明黨對蔣介石國民黨斗爭策略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方針的轉變,最大限度地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和影響。紅軍東征及其回師通電,促使閻錫山的政治態度發生了變化。在此形勢下,毛澤東和黨中央加強了對山西當局閻錫山的統戰工作。通過多方面做閻錫山的工作,特別是毛澤東多次致信閻錫山,促使閻錫山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其中,按照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在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1936年冬薄一波等到達山西,通過做閻錫山的工作,并改組閻錫山曾組建的具有抗日救亡性質的官辦團體“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 使之實際上成為黨領導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和山西各種抗日救亡團體總的指導機關,在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山西由此而成為在中日民族矛盾即將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之際全國最早并成功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省份。紅軍東征山西和山西特殊形式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為迎接抗日戰爭的到來,在政治上、組織上和廣泛動員群眾等方面作了重要準備,對黨領導人民革命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二)八路軍挺進山西抗戰和以山西為戰略支點堅持華北敵后抗戰的決策。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黨中央和毛澤東把發動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部署首先放在山西,山西成為黨領導八路軍和全民族抗戰的重要戰略基地。在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1937年8月下旬開始,八路軍總部指揮115師、120師、129師主力先后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配合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在日軍側翼和后方作戰。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國民黨軍隊在山西及華北正面戰場的作戰基本結束。黨中央和毛澤東決策部署八路軍以山西為戰略支點,向華北敵后實施戰略展開。八路軍三師主力各部首先以山西四面山區五臺山、管涔山、太行山、呂梁山為依托,分兵實施第一次戰略展開。到1938年春夏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抗日根據地。此間,八路軍和黨組織廣泛動員人民群眾參軍參戰,八路軍由入晉時的3萬多人擴展到10萬人,成為實施分兵戰略展開和堅持抗戰的重要生力軍。隨后,八路軍主力各部由山西山區各抗日根據地為前進陣地和戰略依托,向冀魯豫平原和察綏地區分兵挺進,再次實施戰略展開,到1938年10月將初創的各山區抗日戰略支點與新開辟的抗日基地聯成一片,擴展為晉察冀、晉綏、晉冀豫、冀魯豫、山東5大抗日根據地,形成一個抗日根據地群。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后,抗日戰爭由戰略預防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根據華北日軍將主要兵力轉移到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平原根據地的形勢,黨中央及時作出“鞏固華北”的戰略方針。據此,八路軍三師主力各部由山西向華北平原地區實施第三次戰略展開,到1939年春成功挺進冀中、冀南、山東一帶,鞏固和發展了華北各平原根據地,也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了華北抗戰局面。八路軍以山西為戰略支點在華北地區實施戰略展開開辟的廣闊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將日軍后方變成抗日前線和戰場,在抗戰的戰略防御階段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作戰,在抗戰的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成為全國最大的抗戰主戰場和最強大的戰略基地,對支撐全國持久抗戰和奪取最后勝利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八年抗戰,八路軍以山西為戰略支點,開辟華北敵后根據地堅持抗戰,并在抗戰中發展壯大,由最初進入山西時的3萬多人發展到抗戰勝利的90多萬人,占當時黨領導全部革命武裝力量的四分之三,成為黨領導中國革命武裝的主力軍。八路軍挺進山西抗戰,以山西為戰略支點堅持華北敵后抗戰,革命主導力量在此發展,實現了黨領導中國革命力量發展的重心由南方而西北、再由西北而華北的由南而北的戰略大轉移,是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里程碑。

  (三)鞏固發展山西解放區和依托山西解放區進行戰略進攻的決策。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經過浴血奮戰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抗戰勝利后,中日民族矛盾得以解決,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人民大眾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主要集中在和平、民主與內戰、獨裁以及建立什么樣的國家問題上的斗爭,是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嚴重斗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是同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進行斗爭的堅強后盾。抗戰勝利時,黨領導八路軍和人民群眾在華北建立了包括晉冀魯豫、晉察冀、晉綏(抗日戰爭時期,原屬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山東根據地劃歸華東解放區)的三大區域在內的全國最大最鞏固的解放區,是聯系東北、西北、山東和華中各解放區的樞紐。其中,山西區域范圍的解放區涉及晉冀魯豫解放區的太行區、太岳區和晉綏解放區的晉西北、晉西南及晉察冀解放區的冀晉區(晉東北),是華北解放區的腹心區。山西解放區的鞏固發展,關系著整個華北解放區的大局,也關系著黨同蔣介石國民黨統治集團進行斗爭的全局。因而,在抗戰勝利后,在爭取和平民主階段還是全面內戰爆發的戰略防御階段,黨中央和毛澤東對山西解放區鞏固發展高度關注。在1945年8月至1946年6月爭取和平民主斗爭階段,針對閻錫山軍隊、國民黨軍隊搶占抗戰成果、進犯山西解放區的軍事行動,黨中央和毛澤東指示,部署山西解放區軍民作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斗爭。這些斗爭主要包括1945年的晉東南上黨戰役、晉南南同蒲路阻擊戰以及涉及山西解放區的平漢路戰役、平綏路戰役,1946年的晉北戰役。其中,上黨戰役取得了斃傷俘閻錫山軍隊3.5萬余人的重大勝利,不僅鞏固擴大了解放區,而且配合和支持了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1946年6月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黨中央和毛澤東指示,山西解放區軍民相繼發起聞(喜)夏(縣)、洪(洞)趙(城)、臨(汾)浮(山)、呂梁(晉西南)、汾(陽)孝(義)、晉南等戰役、戰斗,參加了大同集寧戰役、正太戰役等,大量殲滅閻錫山和國民黨軍的有生力量,解放了大量的城鎮和鄉村,擴大了解放區。其中,呂梁、汾孝、晉南等戰役還策應了陜甘寧解放區軍民的作戰,發揮了保衛延安黨中央作用。到1947年上半年,山西境內除同蒲路沿線的大同、太原、榆次、臨汾、運城以及晉中地區的一些縣城為閻錫山和國民黨軍隊困守外,其余均成為解放區。山西解放區的鞏固發展,成為黨領導人民軍隊實施戰略進攻的可靠的后方基地和出兵基地。1947年3月,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由陜北進駐山西晉西北臨縣,在此統籌后方工作。1947年7月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階段,根據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方針和部署,與劉(伯承)鄧(小平)大軍從山東魯西地區強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和陳(毅)粟(裕)大軍從山東魯西南地區挺進豫皖蘇相配合,陳(賡)謝(富治)大軍從山西晉南、河南豫北一帶南渡黃河,挺進豫西開辟了新解放區。而留在山西解放區的各部隊,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部署下,先后發起和舉行了運城、臨汾、察南雁北綏東、晉中、太原等重大戰役,在解放山西全境的同時,配合和支持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展開和推進。抗戰勝利后,山西解放區在中國革命進行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決戰的進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戰略基地的作用。

  二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在這29年時間里,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和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對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山西是黨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重要戰略區,黨在三方面的重大戰略性決策與山西密切關聯,其中兩項重大戰略性決策對全局的影響甚大。

  (一)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興起源起山西的決策。新中國成立后,在山西老解放區長治地區廣大農村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一方面,經過土改后幾年發展,一些農民不斷買進土地,變成了新富農,一些農民因各種原因逐漸賣掉土地,淪為新貧農,農村階級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另一方面,革命戰爭時期在農村建立的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等多種生產性和消費性互助組織,出現了渙散現象,有些常年互助組改為臨時互助組,有些臨時互助組自行解散。面對農村出現的這些情況和問題,中共長治地委總結革命戰爭時期農村互助組的經驗,特別是平順縣青春凹農民自發創辦的土地合作社的經驗,經中共山西省委批準,從1951年春開始在武鄉、平順、壺關、屯留、襄垣、黎城等縣試辦了10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10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當年即獲得了很大的成功,10個社糧食平均畝產、社員人均收入都比當地互助組、單干戶有較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認識的分歧,山西長治地區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在全黨引起了一場肯定與否定的較大規模的爭論。在爭論的關鍵時刻,1951年8月,毛澤東公開表態,支持長治地委和山西省委的意見,肯定了長治地委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爭論才宣告結束。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互助合作決議(草案)》。12月15日,中共中央將毛澤東寫的通知和《決議(草案)》印發,指示全黨要把農業互助合作化當作一件大事來做。《決議(草案)》后經修改,于1953年2月正式發出,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由此而在全國興起。山西是新中國成立后探索農業互助合作的起源地,也是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興起的源起地。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興起,不僅加快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也推動了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實現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創造了條件,影響極其深遠。

  (二)奠定山西為國家工業化發展重要基地的決策。新中國成立時,我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的根本任務就是改變國家的這種經濟狀況,在經濟上由落后的貧窮的農業國變為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在1949年至1952年實現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迅速完成國民經濟恢復任務以后,黨和國家把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擺在了突出位置,制定實施了以實現國家工業化為重點并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的第一個國民經濟發展的五年(1953—1957年)計劃。在制定“一五”計劃和布局工業生產力分布時,根據山西獨特的區位、礦產資源豐富、國民經濟恢復和工業基礎狀況,黨和國家將山西確定為國家建設的一個重要工業區。“一五”期間,國家將蘇聯和東歐國家幫助設計和由國家投資建設的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 16項規劃布局在山西建設,包括晉西機器廠(太原)、山西機床廠(太原)、太原大眾機械廠、太原化工廠、江陽化工廠(太原)、興安化學材料廠(太原)、太原氮肥廠、太原第一熱電廠、太原第二熱電站、新華化工廠(太原)、汾西機器廠(太原)、山西柴油機廠(大同)、大同機車廠、平陽機械廠(侯馬)等。除此之外,由國家投資在山西新建限額以上項目有30多個,包括太原重型機器廠、太原紡織廠、山西磷肥廠、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廠等,同時國家投資對太原鋼鐵廠、山西機床廠、大同煤礦、西山煤礦、陽泉煤礦等廠礦進行了改造和擴建。這批大型國營企業的興建、改擴建,奠定了新中國成立后山西引以為傲的工業基礎,也確立起山西在國家工業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此后,經過“二五”(1958—1962年)時期的建設,國家投資在山西建設的大同、陽泉、西山、潞安、汾西、軒崗、晉城、霍州八大煤炭生產礦區已初具規模。“一五”、“二五”時期,國家累計向山西投資39.69億元、39.65億元,分別占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15%和5.3%。山西由此而成為全國以煤炭、機械、冶金、化工、軍工為主的全國性的重工業基地和國防工業基地。1964年,黨中央和毛澤東從國家安全需要出發,作出了以備戰為中心的“三線”( 全國地域按戰略地位劃分為前線、中間和后方,分別簡稱為“一線、二線、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把“三線”建設作為國家經濟建設的中心環節和主要任務。山西是“三線”建設的重點省份之一。從1965年開始,在長達10多年“三線”建設期間,在國家投資建設和項目布局的帶動下,山西國防科技工業快速發展, 能源、冶金、化工、機械、電子、輕紡等基礎工業進一步發展,山西工業在全國的地位進一步夯實和凸顯,也為國家的工業化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全國農業學大寨運動興起源起山西的決策。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一個自然條件十分惡劣的窮山村。新中國成立后,大寨村群眾在村黨支部的領導下,持續開展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他們在溝里筑了道道的弓形壩,淤出了大片大片的水澆地;在山上修了層層水平梯田;通過不斷深耕土地、連年不斷大量施用秸稈漚制的農家肥,使耕地變得肥沃適合耕種。1962年在全省和全國大災和嚴重困難的年景下,大寨村糧食畝產達到774斤,一躍而為全省之冠。1963年8月,大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雨災害,大寨人民辛苦多年修筑的溝壩大部被沖毀,梯田有20%被沖毀,房屋絕大多數垮塌。面對突如其來的災害,大寨黨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決定,即不要國家救濟款、救濟糧、救濟物資,國家征購糧、集體儲備糧、社員口糧不減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戰勝了困難。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事跡,引起山西省委的重視。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山西省委從1963年開始在全省號召學習大寨精神和推廣大寨經驗。1964年3月,毛澤東在聽取山西省委的介紹時,贊賞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艱苦奮斗精神。國家農業部派出專門調查組到大寨實地考察,并在考察報告中肯定“大寨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1964年12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號召,并把大寨精神概括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此后,農業學大寨運動便在全國范圍內興起,其持續時間長,波及面廣,對于全國經濟、政治、文化影響至深至廣。學大寨運動期間,與全國一樣,山西也受到“左”的思潮影響,但其間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在改善山西農業生產條件和促進農業生產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的新時期。改革開放40年來,黨領導全國人民探索并成功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變革。在改革開放40年這一歷史進程中,山西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譜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山西篇章的實踐中,黨和國家對山西的改革發展始終高度關注,有兩方面的重大戰略性決策是基于山西和全國大局而作出的。

  (一)布局山西為全國重要能源工業基地的決策。經過新中國成立后20多年的建設,到改革開放前夕,山西已探明煤炭資源儲量居全國首位,而且煤炭工業發展也處全國前列。當時,煤炭在國家建設的能源結構中處于主導地位。改革開放后,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的展開,各項建設對煤炭能源的需求十分旺盛。1979 年2月,鄧小平在訪問美國期間,邀請素有“紅色資本家” 之稱的美國西方石油公司總裁哈默到中國合作開發位于山西晉西北的平朔煤田。1981 年7 月,哈默先生來華訪問,與國家煤炭部會商了合作開發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事宜,鄧小平還出席了會議紀要簽字儀式。與此同時,1979年8月,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在山西視察工作時,根據山西煤炭資源豐富的實際,提出了“盡快把山西建設成一個強大的能源基地”的議題。1982年,國務院批復國務院技術研究中心關于山西煤炭開發問題專題論證,成立了負責協調山西能源基地建設事宜的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山西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布局中重要能源工業基地的地位由此開始確立。在黨中央和國家的支持下,從1980年到1990年,經過“六五”“七五”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山西的煤炭能源工業快速發展,在全國確立了煤炭能源生產輸出大省的地位;電力能源工業也快速成長,成為京津唐地區電力能源需求的重要供應基地。此后,在1991年到2000年的“八五”“九五”兩個五年計劃期間,山西煤炭、焦炭、電力能源工業在產業升級的結構調整中得到進一步鞏固發展。進入新世紀后,黨和國家在對區域經濟布局戰略進行調整時,再次將山西確定為重要能源工業基地。2000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作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2006年又作出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包括山西在內。實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戰略,主要目標任務是建設“三基地、一樞紐”,即將中部地區建設成國家的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現代裝備制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和綜合交通運輸樞紐。在“三基地、一樞紐”的中部地區崛起戰略中,國家對山西的主要定位仍是重要能源工業基地。2011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參加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山西代表團審議時明確指出:“中央在確定實現中部崛起的戰略當中,對中部地區的產業發展有明確定位,即‘三個基地、一個樞紐’。‘三個基地’分別是:糧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高新技術和現代裝備制造業基地;‘一個樞紐’是綜合交通樞紐。這‘三個基地、一個樞紐’山西都有份,都有一定的潛力,在某些方面還有獨特的能力,那就是山西是我國十分重要的能源基地。” 2012年,山西原煤產量達9.1億噸,產量占全國的比重為25.9%,外運煤炭5.8億噸,占原煤產量63.7%;焦炭產量8612.7萬噸,占全國的比重為19.4%,外運焦炭5557.8萬噸,占焦炭產量64.5%;發電量2535.0億千瓦小時,外輸電量769.2億千瓦小時,外輸電量占發電量30.3%。改革開放以來,山西作為國家實施現代化戰略的重要能源工業基地,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據統計,從1979年到2012年30多年間,山西是全國最大的煤炭產地和供應地,累計生產煤120多億噸, 占全國生產總量的1/4以上,累計外調煤炭85億噸,約占總產量的70%;山西是全國最大的焦炭產地和供應地,焦炭產量占全國產量長期保持四分之一以上,一度時期還達到30%以上,外調焦炭產量也長期保持在60%左右;山西是全國外輸電力大省,外輸電量長期居全國第一、二位。

  (二)確立山西為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試驗區的決策。建立經濟特區,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實施的一項重大戰略。到2009年,黨和國家先后兩次對建立經濟特區作出重大戰略決策部署,一次是改革開放之初建立深圳等經濟特區,一次是新世紀以來建立上海浦東等綜合改革試驗區。從2005年上海浦東綜合改革試驗區起步建設,到2009年,國家先后批準設立了上海浦東、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和成都(成渝)等7個綜合改革試驗區。2009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山西作為全國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基地,長期高強度資源開發形成的資源型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上半年經濟出現全國唯一的負增長局面,資源型經濟省份如何轉型成為山西和國家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經過中央和山西有關部門的研究論證,2010年12月,國務院批準設立“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山西由此而成為全國第9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也是全國第一個全省域、全方位、系統性的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2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山西省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標志著山西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進入全面實施階段。歷經起步探索和逐步提升,在2016年下半年以來省委、省政府進一步加強領導和統籌布局下,山西省轉型綜改試驗區建設進入新階段,逐步成為山西實現政治由亂轉治、經濟由疲轉興“兩轉”的重要動力和鮮明標志。2017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西考察時指出:“實現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發展,形成產業多元支撐的結構格局,是山西經濟發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課題。黨中央賦予山西建設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重大任務。山西要用好這一機遇”。 9月11日,國務院印發《關于支持山西省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的意見》。《意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第一次專門就一個省的經濟轉型發展給予全面指導和支持,對山西 “建設成為創新創業活力充分釋放、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不斷增強、新舊動能轉換成效顯著的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示范區”“為其他資源型地區經濟轉型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性經驗”“打造能源革命排頭兵”提出明確要求,進一步強化了山西全國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試驗區地位,凸顯了山西在新時代全國改革發展大格局中的戰略地位和對資源型經濟轉型的示范意義。在黨中央、國務院和習近平總書記親切關懷和親自推動下,省委、省政府自覺運用新發展理念,把推動高質量發展與推動轉型綜改有機統一起來,著力構建“四梁八柱”新體制新政策框架,以“示范區”“排頭兵”“新高地”三大目標牽引轉型發展牛鼻子,努力破解資源型經濟轉型的世界難題,邁出了新的重要步伐,奏響了新時代山西轉型綜改試驗區建設的最強音。以此為基石,山西走上了改革開放再出發、全面拓展新局面的新征途。近年來,省委、省政府以著力打造能源革命排頭兵為目標牽引,推動全省能源革命的態勢加速形成,取得積極成效。2019年5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八次會議,審議通過《關于在山西開展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將山西確立為全國第一個開展能源革命綜合改革試點省份,既是對山西近年來推進能源革命實踐成效的肯定,也是鞭策,更是期望。山西人民有信心也有擔當,在全國能源革命進程中當好排頭兵,在推進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中發揮好示范作用。

  綜上所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近百年奮斗進程中,山西始終是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地區,黨的許多關系革命、建設和改革大局的重大戰略性決策與山西相關聯,山西由此而成為影響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的重要地區,作出了重要歷史貢獻。回首近百年歷史,增強歷史自信,提升歷史自覺,強化歷史擔當,是山西在新時代黨和國家奮進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的大局中,凝聚力量,大力推進實施黨和國家決策部署的山西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試驗區建設的重大戰略,續寫山西歷史新篇章的重要力量源泉和不竭精神動力。

  〔作者單位: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

標簽 - 中國共產黨,抗日,黨史
網站編輯 - 張芯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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